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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 歷史上的大事記 歷史上誕生的人 歷史上逝世的人
1941年10月13日 弘一大師圓寂
1941年10月13日,弘一大師圓寂。
中秋過后,弘一大師自感病勢已重,手書二偈與諸友告別,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花枝春滿,天心月圓。”10月13日(農歷九月初四日),弘一大師圓寂于泉州溫陵養老院晚晴室,彌留之際,書“悲欣交集”四字,是為絕筆。
自1918年7月出家后,李叔同即以法號“弘一”行世。他發愿弘揚律學。在佛教諸多宗派中,律宗是最重修持的。弘一身體力行,持戒甚嚴,每日只吃早午二餐,且過午不食;衣無過三件,寒冬亦如是。他遺下的一件百衲衣,有224個布丁,皆親手自補,馬一浮曾挽詩云:“苦行頭陀重,遺風藝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為師。”他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并創辦“南山律學院”。僧臘二十五年始,他行蹤如浮云,遍及浙江、福建諸地和上海、青島,三次大病,生死置之度外,一息尚存,顛沛風雨如故。為之追慕,夏丐尊、豐子愷等執弟子禮,終身護法。
弘一法師是重興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師。他對日軍侵華極為憤慨,說道:“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于此時不能共紓國難于萬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曾書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字幅,還加跋語云:“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
李叔同(1880—1942)中國現代畫家、書法家、音樂家、戲劇家。名文濤,別號廣候、漱同。出家后法名演音,號弘一法師。
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1942年10月13日卒于福建省泉州市。原籍浙江平湖,從祖輩起移居天津。父李筱樓(字小樓),道光甲辰(1884)進士,官吏部尚書,曾經是鹽商,后從事銀行業。母親姓王,為李筱樓側室,能詩文。李叔同5歲喪父,在母親的撫養下成長。1901年南洋公學,受業于蔡元培。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在東京美術學校攻油畫,同時學習音樂,并與留日的曾孝谷、歐陽予倩、謝杭白等創辦《春柳劇社》,演出話劇《茶花女》、《黑奴吁天錄》、《新蝶夢》等,是中國話劇運動創始人之一。
1910年李叔同回國,任天津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圖案科主任教員。翌年任上海城東女學音樂教員。1912年任《太平洋報》文藝編輯,兼管副刊及廣告,并同柳亞子發起組織文美會,主編《文美雜志》。同年10月《太平洋報》停刊,應聘任浙江兩級師范美術主任教習。在教學中他提倡寫生,開始使用人體模特兒,并在學生中組織洋畫研究會,樂石社、寧社,倡導美育。
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剃度為僧,云游溫州、新城貝山、普陀、廈門、泉州、漳州等地講律,并從事佛學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后,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的口號,表現了濃厚的愛國情懷。
李叔同多才多藝,詩文、詞曲、話劇、繪畫、書法、篆刻無所不能。繪畫上擅長木炭素描、油畫、水彩畫、中國畫、廣告、木刻等。他是中國油畫、廣告畫和木刻的先驅之一。他的繪畫創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其后多作書法。由于戰亂,作品大多散失。從留存的《自畫像》、《素描頭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畫》等可窺見一斑。《自畫像》估計是出國前所繪,畫風細膩縝密,表情描寫細致入微,類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官廷肖像畫,有較高寫實能力。《素描頭像》是木炭畫,手法簡練而潑辣。《裸女》受其師黑田清輝影響,造型準確,色彩鮮明豐富,有些接近于印象主義,近看似不經意,遠遠看晶瑩明澈。書法是李叔同畢生的愛好,青年時致力于臨碑。出家前的書體秀麗、挺健而瀟灑;出家后則漸變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謹嚴、明凈,平易、安詳。李叔同的篆刻藝術,上追秦漢、近學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吳熙載等,氣息古厚,沖淡質樸,自辟蹊徑。有《李廬印譜》、《晚清空印聚》存世。

1949年10月13日 中國少年兒童隊(中國少年先鋒隊前身)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中國共產黨創立和領導的少年兒童革命組織主要有北伐戰爭時期的勞動童子團、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共產兒童團、抗日戰爭時期的兒童團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兒童團等。
  1949年10月13日,中國共產黨締造的、全國統一的少年兒童組織棗中國少年兒童隊成立。1953年6月,中國少年兒童隊改名為中國少年先鋒隊。
  1950年,團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干部大會。
  建國初期的少先隊,響應黨的號召,在共青團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運動。在“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盜竊、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斗爭中,少先隊員開展了“三要三不要”(要愛護公物,要愛惜時間,要艱苦樸素;不要損人利己,不要浪費,不要貪小便宜和拿別人東西)的活動。
  1953年開始,少先隊遵照毛澤東同志關于“好好學習”的教導,開展了生動活潑的學習活動。1953年11月,團中央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會議。在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鼓舞下,少先隊員們努力學習,渴望為祖國建設貢獻力量。江蘇省宜興縣、遼寧省復縣松樹區和北京市的少先隊員提出開展“小五年計劃”活動的倡議,在團中央的支持下,“小五年計劃”活動迅速在全國范圍內廣泛開展起來。少先隊員收集廢鋼鐵、揀糧、種植油料作物、飼養小動物,節省零用錢捐獻拖拉機。
  1955年,舉行第三次全國少年兒童工作會議。團中央提出了“積極大量地發展”的方針,“讓更多的孩子戴上紅領巾”;“活躍少年先鋒隊生活,把少年兒童帶領得更加勇敢活潑。”
  1957年5月,上海少先隊首創了以“熱愛紅領巾,做個好隊員”為口號的“紅領巾月”活動。在“紅領巾月”中,少先隊員收集廢鋼爛鐵,向祖國捐獻了上海市第一臺“紅領巾號”拖拉機。
  1960年,團中央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少先隊工作會議,會議作了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堅持少年兒童運動的共產主義方向》的報告。
  1962年,團中央召開了第五次全國少先隊工作會議,會議作了題為《為更好地培養共產主義新一代而奮斗》的報告。
  1963年,黨中央、毛澤東同志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全國少先隊普遍開展了“向雷鋒叔叔學習”的活動,他們讀雷鋒故事,和雷鋒比童年,參觀雷鋒事跡展覽,和雷鋒班戰士通信,做針線包、節約箱、建光榮簿等,在校內外做了許許多多的好事。
  五、六十年代,各地的少先隊活動非常活躍。如:參觀工廠、農村、新的建筑工程;與老前輩、戰斗英雄、勞動模范、科學家、作家見面;祭掃烈士墓,開展擁軍優屬活動,開展行軍、野餐、軍事游戲活動;舉行故事會、詩歌朗誦會;開展“可愛的祖國假期旅行”、“到月球去探險”、“我長大了干什么”活動;組織“45分鐘的價值”隊會、“大隊游戲節”,開展“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行為”討論;興辦“小工廠”、“小農場”、“小銀行”,組織科學興趣小組,建立少年圖書館、氣象站;組織“紅領巾合唱團”等等。這些活動為少先隊組織的發展和育人作用的發揮打下了長期深厚的基礎,影響久遠。
  “文化大革命”期間,少先隊受到摧殘。少先隊組織的名字、標志被取消,代之以“批判走資派”為目標的“紅小兵”組織。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以后,1978年10月,團十大宣布了黨中央關于我國少年兒童組織恢復中國少年先鋒隊名稱的決定。中國少年先鋒隊重建。團十大一中全會通過了新修改的少先隊章程,確定了《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為隊歌。干部隊伍建設和理論建設并舉,是團中央恢復與發展少先隊工作的兩大措施。1979年10月,團中央舉辦第一屆全國輔導員夏令營,同時成立了中國少先隊工作學會。
  1979年,團中央召開第六次全國少先隊工作會議。會議確定了新時期少先隊工作的總任務:堅持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方針,貫徹“五愛”教育,把全體少年兒童組織起來,把少先隊工作活躍起來,為把少年兒童培養成獻身人民、熱愛科學、具有民主精神和健壯體魄的新一代,為造就一支朝氣蓬勃的四化建設預備隊而奮斗。會議提出了少先隊教育的系統化、制度化、陣地化的基本目標。
  1983年,鄧小平同志發出了“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指示。少先隊確立了“面向新世紀,造就新主人”的目標。
  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少先隊取得了許多突破和創造。以少先隊代表大會制的建立和少先隊工作委員會的建立為主要標志,少先隊實現了在共青團領導下的相對獨立,并形成了團教兩家齊抓共管少先隊工作的新格局。少先隊創造教育與創造性活動廣泛開展。少先隊理論建設與理論隊伍取得新發展。1983年,團中央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了全國少年科研規劃會議。1984年,全國少工委發起了“全國萬名創造杯少先隊活動競賽”,開展了大規模的創造性活動。同期,少年工作者隊伍培養、培訓、配備和理論建設日益加強。
  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各級少先隊組織普遍開展了“人人爭戴新風尚小紅花”、學賴寧、學習“十佳少先隊員”、“勞動實踐”等教育活動,廣大少先隊員踴躍參加“我們愛科學”、“紅領巾讀書讀報獎章”等活動,他們走出校園,走向社會,走向大自然,在實踐中增長知識,培養能力,全面發展。
  九十年代以來,少先隊活動中關于培養少年兒童素質的內容逐漸增強,特別是1994年以來,為配合基礎教育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戰略轉變,培養少年兒童健康向上的人格意識和初步的生存、發展技能,共青團中央、全國少工委發起了“中國少年雛鷹行動”(簡稱“雛鷹行動”)。

1962年10月13日 巴拿馬運河大橋建成
1962年10月13日,在美國占領的巴拿馬運河區為新建的巴拿馬運河大橋舉行落成儀式的時候,一批年青的巴拿馬人沖破了警察封鎖線,把一面巴拿馬國旗插到橋中心。巴拿馬示威者要求把這座橋命名為“美洲之橋”,同時要求收復巴拿馬對運河區的主權。
高呼反美口號和打著標語牌的巴拿馬示威群眾涌進了會場,迫使大橋的落成儀式不得不草草收場。當時在場的有巴拿馬總統羅伯托·恰里、美國副國務卿鮑爾、美國大使法蘭德等人。當鮑爾在落成儀式中談到應當在巴拿馬運河區同時升起美國國旗和巴拿馬國旗時,群眾高呼反美口號。

1884年10月13日 格林尼治國際標準時間誕生
1884年,國際天文學家代表會議決定,以經過格林尼治的經線為本初子午線,作為計算地理經度的起點,也是世界標準“時區”的起點。10月13日,格林尼治時間正式被采用為國際標準時間。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的制定,與英國一件爭執案有關:1858年11月24日,英國多塞特郡的時鐘指在上午10時6分,該郡一位法官判決一名提請土地訴訟的人敗訴,因為在上午10點開庭時他沒有準時到庭。兩分鐘后,那人到庭,他向法官指出,按照他家鄉肯柏蘭郡喀來耳鎮火車站的時鐘,他是準時到達的。該案因此必須重審。火車站與法庭的時間出現差異,促使英國政府去統一時間。
  另外,英國是一個航海事業非常發達的國家,對航海者來說,能否準確計時,是生死攸關的事。因為沒有準確的計時工具,就無法知道船只在海洋中航行的位置及時間。船只在海上時,是從緯度和經度來推算出它所在的位置的。長期以來,航海者只是憑航海經驗臆測經度,確定航向,如果錯了,船只就會走錯航向,甚至會擱淺或觸礁,這樣的事故在航海史上屢見不鮮。1707年,一支由克勞斯利爵士率領的英國艦隊,因測錯了經度而失事,使4艘艦只被毀,兩千多人葬身魚腹。為解決測定航海經度問題,早在1675年英王查理二世下令在倫敦東南泰晤士河畔的格林尼治村興建天文臺。天文學家經過百余年的努力,終于研究出了一套科學的計時法,并把劃經這個天文臺的子午線,作為地理經度測量和計時系統的起點。全世界的航海者只要以格林尼治天文臺的子午線為起點,便可以在航行中準確地測出自己船只的正確位置和當時的時間。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科學研究,為繁榮海上航運事業、避免航海事故作出了貢獻。
  當格林尼治天文臺確定自己的子午線時,世界上有些國家根據本國的地理條件,也確定了自己的子午線,這樣就容易造成混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884年10月13日,20多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華盛頓召開會議,就使用統一的國際標準時間和統一的子午線問題作出決議:“會議向與會國政府建議,將通過格林尼治天文臺子午儀中心的子午線規定為經度的本初子午線。”于是,通過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經線被世界公認為本初子午線,作為計算地理經度的起點和世界“時區”的起點,格林尼治國際標準時間從此誕生。
  格林尼治時間是以地球自轉為基礎的時標,后來人們發現地球的自轉有逐漸變慢的趨勢,并有季節性的變化和突然的不規則變化。因此,在1979年末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無線電行政大會上通過決議,確定用“世界協調時”取代格林尼治時間,作為無線電通訊領域內國際標準時間。這一發展,反映了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

1970年10月13日 中國與加拿大建立外交關系
1970年10月13日中國與加拿大建立了外交關系。
  建交以來,中、加兩國友好關系穩步發展,雙方領導人曾經多次互訪。1973年,中加兩國就互設領事館、商標注冊互惠、家庭團聚、民航、互派留學生、簡化簽證手續分別簽訂協議或達成諒解。1974年11月,中同在溫哥華設立總領事館。自1973年簽訂第一個貿易協定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較快。從1980年起,加拿大對中國實行普惠稅待遇。1979年,雙方簽定了經濟合作議定書。中加在文教、衛生、新聞等領域的交流不斷增多,每年都育文藝、體育團體互訪。

1971年10月13日 我國與布隆迪復交
布隆迪,全稱布隆迪共和國。舊稱烏隆迪。位于非洲中東部赤道南側的內陸國。面積27834平方公里。人口562萬(1991)。由胡圖、圖西和特瓦三個部族組成。官方語言為基隆迪語和法語。居民中65%信奉天主教,10%信奉基督教新教,余為信奉伊斯蘭教、原始宗教等。首都布瓊布拉。礦藏主要有鎳、泥炭、鈰、鉭、錫等。森林覆蓋率為國土的3%。經濟以農牧業為主,90%以上的人口從事農牧業。主要農作物有玉米、高粱、稻米、木薯、咖啡、茶葉和棉花等。工業多為農產品加工、紡織、卷煙和發電等。是聯合國宣布的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199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10美元。出口咖啡、茶葉和棉花,進口工業原料、機器設備和消費品。17世紀前,以放牧為生的圖西人到此建立了封建王國。1890年淪為“德屬東非”的一部分。1922年成為比利時委任統治地。1946年改為比利時托管地。1962年7月1日宣告獨立 (現為國慶日),實行君主立憲制,稱布隆迪王國。1966年國王被廢黜,成立布隆迪共和國。1976年11月和1987年9月分別建立第二和第三共和國。1992年通過新憲法,實行多黨制。1963年12月21日同中國建交,1965年1月29日布宣布暫時中止兩國外交關系,1971年10月13日兩國復交。

1983年10月13日 印尼籍輪撞沉我大慶油輪
1983年10月11日,我國廣州海運局所屬大慶236輪,自秦皇島港載原油15000余噸駛往黃埔港,在航行途中發現船名為“克拉巴特山”號輪在后面航行。10時左右,“克拉巴特山”號輪接近大慶236輪,突然對著大慶236輪駛來。當時大慶236輪雖采取緊急避讓措施,但被“克拉巴特山”號輪的船頭撞在左舷尾部,當即大量進水,很快沉沒。沉沒地點是北緯22度32點5分,東經115度55點2分,在我國領海內南北航線的航道上。事后據香港海事處告,“克拉巴特山”號輪舵機失靈。
  在大慶236輪下沉時,船員登上自放的三艘救生艇,其中35人又登上“克拉巴特山”號輪,該輪未繼續在海上搜索即開往香港。大慶236輪船長等3人經檢查確認船上無人后,最后跳水離船。
  我國海上搜尋救助中心得悉大慶236輪被撞沉的報告后,立即組織營救遇險船員,先后出動了飛機兩架、商船、救助船、軍用船、拖輪和漁船多艘。香港海事處也派出了一架直升飛機,參加搜救。到10月12日下午2時止查明,遇險船員共59人全部獲救脫險,其中數名船員因受傷正在治療中。沉船現在船底朝上,開始有溢油流出。為保障過往船舶航行安全,我國黃埔港務監督已發出航行警告,在沉船位置設置浮標。
  經查,“克拉巴特山”號輪為印度尼西亞籍船舶,在我國領海內撞沉我國大慶236輪后,沒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務監督報告。

1987年10月13日 哥斯達黎加總統阿里亞斯獲諾貝爾和平獎
1987年10月13日挪威議會諾貝爾獎金委員會宣布,授予哥斯達黎加總統奧斯卡·阿里亞斯·桑切斯1987年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在危地馬拉城達成的中美洲和平協議作出的努力。
  據介紹,阿里亞斯總統是中美洲和平計劃的主要發起人。他為“長期因戰爭和內亂而動蕩的地區有可能恢復和平與穩定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諾貝爾獎金委員會認為,鑒于在危地馬拉城達成的中美洲和平協議是五個簽署國合作的結果,它為“這個地區人民和國家間的合作和民主進程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該委員會指出:“阿里亞斯總統為和平作出努力的重要影響將超越中美洲。”
  和平獎的正式頒發儀式于12月10日在奧斯陸舉行。

1987年10月13日 建國后第一家典當商行成立
1987年10月13日,在國內銷聲匿跡30多年的典當商行在成都西御街上重新出現,這家名為成都華茂典當商行的新型當鋪成為我國第一家為企業生產和群眾生活提供方便的新式典當服務商行。
典當商行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經濟越活躍,資金的需求量越大,周轉頻率越快,急需臨時性資金的情況便時有發生。以實物作抵押向客戶發放貸款從而使“死錢”變成“活錢”的性質使“進當鋪就跟進銀行一樣”成為不少人對典當行業的全新認識。成都華茂典當商行屬集體所有,主要面向群眾和小型集體及個體企業,經營日用品、房屋等私人動產或不動產,以及企業積壓產品閑置設備和額余原材料的典當拍賣業務,典當借款利率不高,金額數目也不大,典當期限還可以依據客戶的實際要求適當延長。

1988年10月13日 南京發現民國銀行第一種鈔票
1988年10月13日,新華社報道:中華民國國家銀行發行的第一種鈔票——中國銀行的“南京券”最近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被發現。
  “南京券”分1元券和5元券兩種。1元券長13.4厘米,寬8.1厘米,正面上額有“中國銀行”4字,下邊框內有“南京”2字。反面為英文,只有經理鄒頌丹、副經理葉濟仙簽字中文。5元券長14.9厘米,寬9.4厘米,圖案與1元券大同小異。1元券和5元券正面兩邊有“中華民國元年吉日”和“中國銀行發行”兩排中文字。
  據“南京券”的發現者中國錢幣學會會員、中國銀行行史專家、副研究員孔祥賢介紹:中華民國建立之初,國家銀行只有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交通銀行成立于前清,中國銀行是新建的,并取得了中央銀行的地位,所以中國銀行的第一種鈔票就是中華民國國家銀行發行的第一種鈔票。
  海內外錢幣學家歷來認為,中國銀行于1912年2月草創時來不及自行印制鈔票,因而利用大清銀行李鴻章象券加蓋行名及年份后發行。孔祥賢說,中國銀行南京分行于1912年2月14日開業,南京券就是那天發行的。南京券的發現,否定了“李象券”是中國銀行第一種鈔票的成說,從而修正了貨幣史上的一個訛誤。

1989年10月13日 世界最大銅佛在香港圓頂
1989年10月13日,當今世界上最大的青銅佛像——座落在香港大嶼山島上高26.4米的天壇大佛今天圓頂。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中國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兼大佛工程總指揮劉紀原出席了香港佛教界人士為寶蓮禪寺天壇大佛圓頂舉行的灑凈儀式。趙樸初在儀式后發表講話說,這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時也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藝術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鑄造工程史上的一件大事。

1994年10月13日 乒壇爆發“小山智麗”風波
1994年10月13日晚,廣島郊區的亞運會乒乓球館。
當小山智麗以3∶1將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國乒壇“大姐大”鄧亞萍斬于拍下,奪得亞運乒乓球女單金牌時,這位中國“海外兵團”的重要一員,忍不住痛哭失聲。
無數中國人坐在電視機前目睹了這一時刻,目睹了曾是炎黃子孫的小山智麗,站在領獎臺上,面對著太陽旗在日本國歌聲中冉冉升起而百感交集。
這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時刻,也是一個令眾多中國人難以接受的時刻。人們無法容忍一個喝黃浦江水長大,為中國教練精心培養的運動員卻在亞運會這樣重大的國際比賽上為別國奪得金牌。
“漢奸”、“叛徒”、“賣國賊”......一時間,中國人久已不用的罵詞撲向了千夫所指的小山智麗。
對于她在場上大叫“吆西”,聽起來確實極為刺耳,盡管圈內人透露,這是她在國內打球時就養成的習慣,但我寧愿聽她喊“好球”,或其他什么口頭語。
比賽間隙,當中國記者想采訪時,她不是盛氣凌人,就是嘣出幾句日語搪塞。以至有中國記者損她:“何智麗,你難道連中國話都不會說了嗎?”
有關小山智麗奪冠在中、日兩國所引起的不同反響是令人深思的。
小山奪冠的第二天,翻開日本各大報紙,反應都相當冷靜,大都引述她自己奪冠后的表露,沒有任何民族情緒的渲染;但國內各傳媒的反應卻相當強烈,許多報紙為此發表述評,內容以責罵小山智麗為主,一家京報甚至發起一次題為“小山智麗的挑戰”大討論。那么,小山智麗到底在向誰挑戰?
小山智麗的挑戰,不僅是在挑戰中國乒乓球界和中國舊的體育體制,亦是在挑戰我們在諸多領域內的不合理的人才制度。如果我們不對不合理的舊體制進行大膽改革,那我們將來失去的就不僅僅是一枚乒乓球金牌。

1994年10月13日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獲諾貝爾文學獎
1994年10月13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迄今為止,日本已有8人摘取諾貝爾獎桂冠,其中,物理獎二人,化學、生理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等獎各一人。近年來,井上靖、井伏鱒二、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年年被提名,其中,井上靖和安部公房呼聲最高。每當瑞典文學院宣布獲獎名單那天,井上家前總是車水馬龍,記者蜂擁而至,受到佳肴美酒的熱情接待,而每次又都是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大江亦然。3年前,他叮囑四國愛媛縣老家的三妹富佐子,為免老母失望,不要告知又被提名。這次,大江名列前茅,92歲的老母喜上眉梢,表示要去大江9歲時病故的父親墓前,告慰其在天之靈。
  按瑞典文學院的規定,作家本人不得毛遂自薦,候選人僅限于在世或提名時未作古的作家。如今,除大江外,井上靖等人早已溘然長逝。
  對于大江獲獎,瑞典文學院宣稱,大江“以詩的力度構筑了一個幻想世界,濃縮了現實生活與寓言,刻畫了當代人的困擾與悵惘”,強調大江“深受以但丁、巴爾扎克、艾略特和薩特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通曉西方現代派傳統,開拓了戰后日本小說的新領域,并以撞擊的筆觸,勾勒出當代的人生況味”。日本文藝評論家則認為,26年前川端以日本古典抒情美,令西方人士耳目一新;大江則以西方現代派風格與國際接軌,博得評委的青睞。
  大江的前期作品受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薩特的影響,后期對美國作家諾曼·梅勒所鼓吹的觀點產生共鳴,并借鑒結構主義進行創作嘗試。1957年,他在東京大學學習期間以《奇妙的工作》在文壇脫穎而出,被文藝評論家平野謙譽為“當代藝術性很高的作品”。短篇小說《死者的驕傲》,為他贏得了“學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美稱,美國作家享利·米勒甚至說大江是日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存在主義文學倡導的新人道主義、人的生存和現實社會的抵牾,貫串大江文學創作的始終。正如瑞典文學院的評語所說,“原子彈轟炸和日本投降,以及天皇走下神壇的《人間宣言》,都給年輕的大江以沖擊,促他發憤圖強,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更確切地說,大江是以充滿離奇的想象和詩意的怪誕,刻畫個人的孤獨和人在不可思議力量面前的困惑、躁動和荒誕感,這些都在他的前期短篇小說《飼育》、《人羊》和《出其不意變成啞巴》中有所體現。在暢銷達70萬冊的長篇隨筆集《廣島札記》中,大江譴責美國投擲原子彈給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所帶來的慘重損失,謳歌冒著光輻射和沖擊波奮不顧身搶救傷員的醫生。后期的《洪水涌向我的靈魂》和《代跑者調查記》等長篇小說,從內容到形式都擯棄了那種追求膚淺的外在沖突、缺乏對人的精神領域剖析的傳統寫法,多角度地透視了人在發展核武器時代的悲苦之情,表現出他對存在主義整體風格的駕馭嫻熟自如。
  大江于1935年生在四國愛媛縣一個造紙原料經紀人的家庭,日本投降時他還在讀小學,經歷了一段兵戈離亂的生活。他的《剝芽出仔》、《遲到的青年》和《親自為我擦干眼淚》等,通過學童的眼睛,以恐懼與困惑的反差,訴說了災難將歷史引向歧路年代不可名狀的悲哀。
  獲獎時,大江正在執筆系列小說《烈火中的綠樹》的最后一部《偉大歲月》,前兩部《直到救世主被毆打之前》和《動蕩不安的侵犯》已先后發表。大江的長子1994年為31歲,呱呱墜地時患腦功能障礙,他在父母精心照料和關懷下,潛心學習作曲,已于前年推出第一張激光唱片。大江對長子的骨肉情深,在《個人體驗》和《烈火中的綠樹》中都有所描寫。它所含的內在文化隱喻,在于蘊寓其中起主導作用的身遇不幸而頑強挺住的悲壯,以及人與人之間由精神、情感、品味匯聚而成的一縷胸襟。這也是他獲獎的一個緣由。
  大江獲獎前后公開聲明不再染指小說,并表示“今后愿為中國和菲律賓等國的文學,貢獻自己的微薄力量”。

1997年10月13日 超音速的噴氣式汽車試車成功 首次實現了人類在陸地上突破音障的夢想
1997年10月13日,英國空軍駕駛員安迪·格林駕駛一輛特制噴氣式汽車,在美國內華達州的沙漠中飛速行駛,以1229.55公里的時速首次實現了人類在陸地上突破音障的夢想。

1998年10月13日 科索沃危機爆發
1998年10月13日,科索沃危機爆發。
科索沃是南聯盟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個省,人口200萬,其中90%為阿爾巴尼亞族人。阿族人于1991年單方面成立了“科索沃共和國”,近兩年又組建了“科索沃解放軍”,試圖通過暴力手段獨立,當然南聯盟是不會接受的。1998年2月28日,阿族武裝分子同塞族警察發生流血沖突。從此,阿塞兩族的矛盾升級,武裝沖突不斷。
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急了,他們認為,如果科索沃局勢失去控制,將在巴爾干地區引發一場比波黑戰爭更可怕的戰爭,從而甚至威脅到整個歐洲的安全,因此,西方國家介入了科索沃危機。
7月5日,美國特使霍爾布魯克與科索沃阿族政治領導人魯戈瓦會談,表明美國政府堅持科索沃在不獨立的前提下恢復自治權的主張,然而,南聯盟在北約軍事威脅面前并未罷手,反而加強了武裝打擊和圍剿。
有戰爭就有難民。到了8月,科索沃難民已達20多萬,西方國家擔心會引發難民潮。安理會再次要求科索沃沖突雙方立即停火,北約甚至威脅要對南聯盟動武。10月11日,迫于北約的軍事壓力,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宣布全面履行安理會有關決議,南聯盟將從科索沃撤軍,由國際社會派員監督,并盡早與科索沃阿族人就自治問題開展談判。10月27日,北約宣布暫緩對南斯拉夫發動空中攻擊。
從2月開始,科索沃阿賽兩族不斷發生武裝沖突,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部分西方國家的介入。從2月開始,科索沃阿賽兩族不斷發生武裝沖突,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部分西方國家的介入。

2001年10月13日 我國高性能計算機芯片“龍芯”問世
2001年10月13日,我國第一款通用式計算機中央處理器(CPU)———“龍芯”問世。專家指出,“龍芯”的性能雖只與國際芯片業老大英特爾的奔騰II相當,但由于我國擁有完全的知識產權,所以對自主發展信息技術產業和國家安全具有重大意義。
  CPU是計算機系統中的“心臟”。我國市場上的電腦,無論品牌為何,CPU均來自境外,因而長期被稱為“無芯”。
  在此前由中國科學院舉行的鑒定會上,專家認為,“龍芯”在CPU體系結構設計技術方面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和國際先進水平,在動態流水線的具體實現技術和硬件對系統安全性的支持方面有重要創新。
  中國科學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院士介紹說,“龍芯”芯片含有600多萬個晶體管,可執行250多條指令,采用了當代CPU制造的絕大部分先進技術,可運行Linux等主流操作系統和多種兼容的實用軟件,可以抗御一大類緩沖區溢出攻擊。

1998年10月13日 美籍華人崔琦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199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美國人羅伯特·B·勞克林、德國人霍斯特·施托默和美籍華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崔琦,以表彰他們發現了電子在強磁場中的分數量子化的霍爾效應。這是繼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朱棣文之后第六位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華人科學家。
  皇家科學院的公報說,施托默和崔琦1982年在利用超強磁場和低溫做實驗中發現了這種現象。一年之后,勞克林通過理論說明了上述兩人的發現。這一發現對人們進一步認識物質的普遍的結構和性質有著重要意義。三位科學家的貢獻使得人們對量子物理的認識有了新的突破,促進了現代物理學新的重要理論概念的發展。
  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已入美國籍,1967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1982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他于1984年獲得了美國物理學會頒發的奧列佛·伯克利獎,1998年還獲得了世界著名的本杰明·富蘭克林物理獎。
  勞克林1950年生于美國加州,1979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學博士,1989年起任斯坦福大學教授。
  施托默1949年生于德國法蘭克福,1977年獲斯圖加特大學物理學博士,1992年至今在美國貝爾實驗室工作,并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98年12月,他對采訪他的記者談了治學為人之道:
  崔琦認為,“獲得成功,要有一定的運氣和時機,但勤奮是基礎。”他說,他每年都要帶二三十個研究生,他們都很刻苦,往往把別人花在舞會上的時間花在了實驗室,周末不休息,一天工作10至12小時是常有的事。
  一般人看來,學物理非常枯燥,不容易出成果,與學法律與商業的人相比,也掙不到大錢。但崔教授有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搞物理研究只要投入,就會趣味盎然,每當有新的發現,哪怕是很微小的發現,也會享受到無窮的樂趣。
  崔琦還說,要想成功,千萬不要受周圍環境的影響,“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我常常鼓勵學生們往前看,相信自己從事的是對人類有用的事業。”他說,“如果只為一日三餐,并不需要去做研究,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便可達到目的。做學問可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能對別人有用。”
  崔琦指出,在相信自己的同時,還要相信別人。只有向別人敞開你的胸懷,才會贏得別人的信任和幫助。做到這一點對于遠離故土到異國他鄉求學的中國人來說尤為重要,因為他們要承受比別人更大的壓力,如果不能與周圍的人接近,很容易陷入孤立。
  崔琦談到他的那些來自中國名牌大學的一流學生時說,“他們的考試成績非常好,但我告訴他們,做學問可不是做作業,那只是重復前人做過的事。”他打了一個比喻,就像在曠野或森林中尋找回家的路一樣,需要有開創性的探索精神。
  崔琦喜歡“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格言,而今年獲諾貝爾獎,卻是多年心血耕耘換得的大豐收,記者問他如何看待這一收獲,崔教授淡淡地一笑并不直接作答,他說他將與往常一樣,在普林斯頓大學教他的書,埋頭于物理學研究,因為那是一個令他感到其樂無窮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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